曾剑秋

            文字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点十分，一位身着西服、里面的白衬衫显得有点皱皱巴巴的瘦高个年轻人急匆匆地跨上一辆没有铃铛、链条打着链条护板的旧自行车，歪歪斜斜、喀嚓喀嚓行驶在剑桥大学狭窄的米尔胡同（Mill lane）。他就是时年只有34岁并与里查德·波杰蒂斯（Richard Borcherds）教授一起获得一九九八年数学上的诺贝尔奖——费尔茨奖（Fields Medals）的剑桥大学纯数学系教授蒂姆·高维斯（Tim Gowers）。
剑桥大学数学系就在米尔（Mill lane）胡同边上一座显得有点破旧不堪的旧房子里。就是这么一栋历史悠久的老房子，剑桥大学数学系还与国际工程制造系“合住”(Share)。走进这座牛顿曾经工作过的旧房子，狭窄的过道边排列着一间间狭小的办公室。这里驻扎着一大批极富数学天赋的学子。一间很不规整、桌椅陈旧的教室里坐着一批从世界各国来寻求数学博士学位的学生。走进地下屋，光线暗淡，地面不平，但从敞开门的办公室里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书、杂志和正在伏案工作的研究人员。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次又一次地摘取数学上的桂冠。在中国国内，报刊杂志、书籍、人们谈论的话题好象已经归结为一种定式：中国国内的科学研究、工作环境如何之差，国外发达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环境如何如何之好。其实，在许多硬件环境方面，中国国内不少高校研究领域并不比国外发达国家驰名高校、研究机构差多少，相差的主要是软件环境方面，而且主要是管理水平差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数学是科学的基础，也是生活的基石。人们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要与数学打交道，睡觉睡了几个小时，开车时速要达到多少英里，以及女人的金项链含金量是多少等。中国古代的哲人形象地用一支筷子与十支筷子来说明数量与质量的深刻含义。一支筷子容易折断，十支筷子捆到一起就很难折断，一滴水微不足道，一滴一滴水却可以汇成汪洋，威力无比。数量、质量、力量的关系可谓相互依存、相互转换，既简单明了，又深奥复杂。这种以数量为生长点的道理贯穿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事件当中。
物理、化学、经济、管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作为一门科学存在、推进的过程中也必然要运用到数学知识。不说物理学牛顿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定理、爱因斯坦相对论中能量与质量、速度的数学公式，也不论化学中门捷列夫利用数学方法发现自然界中的元素具有周期律，现代管理科学、经济科学在越来越多的定量化研究中成长为令人信服的科学，数学知识的应用功不可没。一九六九年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首先就将这象征科学的奖牌授予了丁伯根和费里希两位把数学引入经济学的教授。的确，数学使科学的含义更为深刻、更为准确、更具有含金量。然而，在象征科学的“奥运”金牌——诺贝尔奖上却没有设立数学奖。这是科学家诺贝尔在设立诺贝尔奖时留下的遗嘱。为什么不设立诺贝尔数学奖也就成为人们迷惑不解和揣摩猜测的话题。有一种说法认为诺贝尔一辈子没有结婚，因为他年轻时深爱的恋人被一个学数学的情敌“夺”走了，因而留下了不设诺贝尔数学奖的遗嘱；另一种说法认为诺贝尔相信实验科学，不喜欢数学游戏，诺贝尔本人就是以发明炸药、从事物理化学试验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数量的正确性依赖于反复、多次的试验。还有一种解释是，诺贝尔非常看重数学，认为数学是科学上的皇冠，在他弥留之际设立诺贝尔奖时不设数学奖，是希望以后有人能设立一种含金量更高的世界大奖。但是，人们已经接受并习惯诺贝尔奖为世界上最高的科学奖，在诺贝尔奖不便设立数学奖的前提下，设立了一项数学单项奖——费尔茨奖，它等价于数学科学的诺贝尔奖。费尔茨奖（Fields Medals）由国际数学学会设立，每四年才评奖一次，从某种角度看，费尔茨奖比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还要难取得。
看着骑自行车远去的蒂姆·高维斯教授的背影消失在米尔胡同的尽头，我转身朝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方向走去。王后学院建于1465年，初到剑桥参观王后学院的游人往往不经意威武、气派的学院大铁门上金光闪闪的“Queens’ College”（王后学院）上“Queens’”采用的是英文复数。有的游人甚至认为在英文名词“Queen”后加“S”，再带一撇正好表示是一种所有格的关系，即表示“王后的学院”。实际上，采用复数表示的是两位王后共同努力建成了这所学院。因此，王后学院全称是“圣玛格丽特及圣伯纳特王后学院”（The Queens’ College of St Margaret and St Bernard）。
走进王后学院，可以见到一座古老的木桥，它跨越在剑河上显得那么陈旧。在剑桥这座城市里居然还有这么一座似乎在偏僻的山区才能寻觅到的木桥，这就是牛顿桥，也称数学桥。相传牛顿采用数学和力学的方法设计并建造了这座桥，桥上没有用一颗钉子。牛顿的学生认为：牛顿老师能做到的事，牛顿的学生也能够做到。他们把这座桥拆了，可是怎么也不能把这座桥不用钉子恢复成牛顿老师建筑的原样，最后不得不用钉子才重新将木桥架好。这是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其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它代表了一种剑桥文化，那就是亲身体验，只有试一试（try）才能知道好坏，才能测出深浅。从化学系试验楼到卡文迪什实验室，从生物系到管理学院，学术研究构成了剑桥大学的独特氛围。当问到什么是搞研究时，无论是莘莘学子还是睿智的教授都会告诉你：“去试验，试验，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发现就是研究（Re-search）。”
踏上这座剑桥大学古老的木桥使人顿生一系列的联想，仔细端详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牛顿桥使人联想起北京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两桥设计的形态、坡度，甚至桥身长度都似有异曲同工之处。耸立在北京天安门前的金水桥采用的是汉白玉，具有皇家气派；横跨剑桥大学剑河上空的数学桥使用的纯木结构，显得古色古香。站在数学桥拱型面的最高处，想象着牛顿曾经采用微积分的数学方法求出了这一点的极值，这一极值不仅是数学上的最优点，而且也符合牛顿力学原理，其极值点在张力、稳定性等等方面均具有科学的依据，在理论上论证无懈可击。数学桥两边的木栅栏大概也经过精心设计。各种条状的木块象小孩搭的积木，看似不规则、不经意的三角形、长方形、菱形等几何图案事先都在牛顿的设计纸上经过周密策划、计算。大科学家牛顿留给后人去了解、揭开他那神奇的数学王国之谜，期待着来自外星球的“上帝”读懂数学这门放之宇宙而皆准的科学，让他们惊叹这个蓝色星球智慧的深邃及其神奇的魅力。
数学桥下面是清澄如镜的剑河水，细细涓流荡漾着数学桥那多姿多彩的神奇图案。其梦幻般的身躯更显活力，同时也能看到自己的脸和站立在数学桥当中略显放大的身影。有人说，站在牛顿桥上借剑河水照镜子就能沾上剑桥的灵气和得到某种灵光，我虔诚地等待着，象一个基督徒、象一个迷恋气功的人。但是除了淙淙流淌的剑河水声和微风吹拂着岸边杨柳似情人絮叨的声音以外，数学桥显得格外的宁谧。数学桥的左侧是弯弯曲曲、由南往北顺河而下的美丽剑河，一座接一座凌架在剑河上空的桥将“剑”与“桥”融入在一起。那象征着剑桥人生生不息、孜孜不倦追求的浓浓热血，那表现剑桥人不屈不挠、独领风骚的铮铮傲骨，构成了这幅世界驰名的剑桥图画。数学桥右侧还架设了一座连接剑河东、西两岸的桥，东来西去的人们从这里进入热闹的剑桥城市中心，西来东往的人们从这里走向达尔文学院、东方研究院、法学院、外语系、剑桥大学图书馆以及剑桥大学经济系。
穿过数学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剑桥城市中心最大的自由市场（Open Market）。剑桥大学数学家哈密尔顿曾经冥思苦想的“复数”（i或a+bi）问题就是在他漫不经心来到自由市场时突然想起来的，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穿过数学桥和王后学院就来到了毗邻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国王学院富丽堂皇的一角被称为“凯恩斯角”。凯恩斯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学生，他在国王学院学习、生活期间，经常在国王学院聚集爱好学术论争的同窗好友或学生、学者就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辩论，达到互相启发思维、分享智慧的目的。凯恩斯成为二十世纪杰出的经济学家，得益于剑桥大学独特的学术氛围的熏陶。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有两个重要公式，一个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基本公式：E=mc²（能量=质量×光速的平方）；另一个则为凯恩斯关于倍数或乘数理论的公式：K=1/（1-△Y/△C）（倍数=1除1减边际消费倾向率）。凯恩斯利用这一倍数或乘数理论公式，从定量的角度阐述了消费与投资，各部门之间经济联系的关系。例如，倍数公式认为：某一部门与企业的对外贸易出口或某一部门与企业的经济效益会带动与其相关部门或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而这种链式的经济关系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成倍数的增长。
尽管凯恩斯提出的倍数公式应用到经济领域还显得有点“呆板”，有点牵强附会。但是，凯恩斯理论为西方国家从“大萧条”走向新的成长起到了指导作用。凯恩斯与爱因斯坦提出的数学公式看起来很简单，但其链式关系却成为“热核爆炸”、“经济拉动”的基石。客观而论，凯恩斯虽然热爱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的基本意义，而他的数学才能并非杰出无比。凯恩斯善于利用比他更具有数学天赋的英才。拉姆塞是剑桥大学一位杰出的数学人材，他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帮助凯恩斯对其经济理论进行数学证明。尽管拉姆塞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发表的论文也屈指可数，凯恩斯对拉姆塞论文的评价却非常高，凯恩斯称拉姆塞为“有史以来对数理经济学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数学奇才数不胜数。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是包括数学家高斯在内的一大批数学家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维尔逊（Wilson）却解证了这一世界级数学上的奥秘。
数学的神奇力量在于应用，特别是应用到经济领域。一代伟人马克思不仅留下了他耗费四十年撰写的巨著《资本论》，还留下了《数学手稿》这样一本不朽的著作。一批杰出的英才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己任，成功地把数学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使经济学这门古老的科学如虎添翼、熠熠生辉。华罗庚教授是举世公认的数学天才，1936年，华罗庚由中国清华大学选派来到英国剑桥大学作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在剑桥大学期间，华罗庚潜心研究数论，解决了华林（Waring）问题，泰利（Tarry）问题等数学难题，其杰出才华在剑桥沃土上显露出来，在国际数学界引人注目。在剑桥大学这样一个世界顶尖数学家云集的环境里，华罗庚不仅了解到了最新的数学研究动态、发展方向，而且在作出自己贡献的同时也奠定了他回中国以“数学知识报效祖国”的基本信念。
我曾经与剑桥大学应用数学系的一位学者交谈，在谈到中国数学家华罗庚曾来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时，这位学者竖起了大拇指，夸奖华罗庚教授在应用数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华罗庚教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率先在神州大地推广、普及“优选法”和“统筹法”，他率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等一大批专家走遍天南海北一百多个城市，以“0.618”为特征的“优选法”、“统筹法”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也开创了“数学富国”、“数学强国”的提高经济效益之路。
距离国王学院、自由市场不远处是赫赫有名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试验室（Cavedish Laboratory）旧址。物理学，多么熟悉、多么诱人的领域，站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试验室旧址前，我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眼前晃动着一张图片，这张图片里有大名鼎鼎的麦克斯韦教授的照片，他是一百二十多年前，卡文迪什试验室在英国剑桥大学建立时的第一任教授。念中学时我非常迷恋物理学，有一次我借阅同学家的一本物理书，因为当时很崇拜麦克斯韦，故撕下了书上麦克斯韦的照片。还书时被同学发现，他大骂了我一顿，还扣下了从我那里借走的一本我非常珍爱的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记得那本书里有两个主人公都叫“杨见秋”，男的是热血青年，女的是富家小姐。但是，从那以后，我迷恋上了物理学和数学，把家里的闹钟拆了学习“传动”效用，爬上自家房梁往地上跳，体味“自由落体”。我把生活中、课堂试验的一些问题写成了小故事，编成了约十五万字的《锄头上的力学》。
一九七三年，已建立一百年的卡文迪什试验室从剑河东岸搬迁到了剑河西岸。新建的卡文迪什试验室由几座试验大楼组成，内墙和地板均适合现代大型实验设备的安装，而且能够移动和调整。剑桥大学卡文迪什试验室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固体物理学（Condensed Matter Physics），尤其在凝固态研究领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二是宇宙射线（Radio Astronomy）；三是高能物理学（High Energy Physics）。从罗斯福实验楼（Rutherford Building）到莫顿试验楼（Mott Building），研究人员或独立在做实验、使用电脑，或分小组在讨论学术课题，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北美人，各种肤色、面孔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学者栖息在这片楼前有一片青草环绕的水塘、四周为绿茵茵的草地环抱的象牙塔中。从一九七四年以来，在剑桥大学的西部，卡文迪什试验室隔着一条公路与气派非凡的丘吉尔学院遥相呼应，绿海相依。
驻足在麦克斯韦教授（Maxwell）、瑞利教授（Rayleigh）、汤姆生教授（Thomson）和卢瑟福教授（Rutherford）等物理学开拓者早期进行试验的设备、工具面前，我惊叹这些设备、工具能够保存得如此完好无损，更惊叹的是使用如此简单的设备、工具，麦克斯韦教授创立了电磁力学，瑞利教授拓展了表面波，卢瑟福教授奠定了核物理学，构建了原子模型。麦克斯韦教授在电磁学、热力学、光学、分子物理学以及液体物质的理论方面都具有创造性的成就。电磁的基本方程和导出分子运动的速度分布律都是以麦克斯韦的名字命名。瑞利在声学、震动、光学理论以及热辐射等方面功勋卓越，他发现了氩气。卢瑟福刚开始是从新西兰来卡文迪什做访问学者，他利用卡文迪什安装了回旋加速器和高电压加速器等现代化研究设备，最早解释了原子结构折射现象。1899年他发现了α射线和β射线，接着他又发现了新的放射性元素“钍”。特别是汤姆生教授，他就是利用这件两头鼓、中间细，象大街上小孩手上托举的长条形气球一样的玻璃试管发明了电子。在卡文迪什试验室旧址前的一扇窗户前有汤姆生教授发明电子的文字记载。我双手抚摸着这件电子之母，感叹万千。当我们坐在舒适的火车上、轮船上，我们会想到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当我们乘坐飞机遨游在天空时，我们会想到莱特兄弟。人类已经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从生活中的电子琴、电子表到海湾战争中的电子战，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汤姆生教授，正是这样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使人类步入了现代文明。
在卡文迪什试验室（Cavendish Lab）主楼的二层，挂满了历年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试验室工作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物头像。这里悬挂着麦克斯韦教授、瑞利教授、汤姆生教授、罗斯福教授以及历届卡文迪什试验室主任的头像，同时也悬挂着卡文迪什试验室最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杰出物理学家，他们有雷尔教授（Ryle）、赫维希教授（Hewish）、约瑟芬逊教授（Josephson）和莫顿教授(Mott)等。科学家马丁·瑞勒曾经利用剑桥南部一段报废的铁轨将一些能移动的小型抛物线天线建成为直径达到五公里的抛物天线的射电望远镜，科学家赫维希就是利用这种射电望远镜发现了脉冲星和类星体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剑桥大学卡文迪什试验室重视物理学在无线电天文学等领域的应用，对记录下来的星球或星系发射的微弱无线电波加以研究，或许有一天他们会揭开“外星人之谜”。但是，从八十年代以来，卡文迪什试验室逐渐失去了独领风骚的雄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多为美国科学家所摘取，特别是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像一颗冉冉上升的耀眼的新星，成果累累，人才辈出。尽管如此，剑桥大学卡文迪什试验室仍然是培养、造就杰出物理学家的摇篮，许多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工作的杰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曾经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试验室这座熔炉中熔炼过、熏陶过。剑桥大学卡文迪什试验室仍然是英国大学中最大的物理系，仍然走在世界物理学新发展的前沿，代表着当今世界物理学发展的新水平和研究方向。
卡文迪什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营造世界级物理学家的摇篮，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中国物理学精英。赵忠尧一九一三年在卡文迪什试验室做访问学者。在研究中，他发现重元素在受到γ射线辐射时会产生反常吸收辐射现象。赵忠尧关于伽玛射线的研究，为“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发现、研究铺垫了道路。赵忠尧的科学研究成果与世界上其他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成果可以想媲美。在卡文迪什试验室做博士后或读博士、做访问学者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过，卡文迪什试验室已成为许多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中国学生、学者首选的学术殿堂，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中能有机会来剑桥大学卡文迪什试验室学习、工作看作是一种荣耀、一种资本。
现代物理学需要扎实的数学基础。在英国，选择学习数学、物理的英国人大多在这一领域很有天赋或情有独钟。在卡文迪什试验室的大饭厅里，我见到了与我同住吉布路95号（Gilbert Road）的本（Ben）。他是英国人，在卡文迪什作博士后。本见到我非常惊讶，拿盘子的两只手都激动地有点颤抖。“您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是到这里来找另外一位朋友。”
“准备在卡文迪什吃午饭？”
“是的，我的一位朋友请我来卡文迪什尝一尝地道的卡文迪什饭菜，要不就不能算作来过卡文迪什试验室”。
本迈着轻快的步伐，笑吟吟地端着盘子走开了。本的全名叫本.布郎（Ben Brown），平常接触时，我都习惯叫他“本”，有时声音高一点就成了“笨”。因为本是英国人，不知道叫“笨”的含义，因而每次总是笑嘻嘻地应答，一副乐不可支的神态。当然本一点也不笨，就凭他在剑桥大学物理系拿到博士学位，接着还在卡文迪什试验室做博士后就说明他绝非呆头呆脑、智商低下之辈。本个头高高的，足有一米九，眼睛在说话时贼亮贼亮，手上绒毛很浓，好象说明西方人步入人类文明的历史还不长，退化还不够。由于其块头大的缘故，有一次我叫他“Big Ben”（大个头本），他也乐呵呵的应答，然后他比划着位于泰晤士河边上的那座著名的大笨钟（Big Ben）笑嘻嘻地问道：“我象那座大笨钟吗？”本感情细腻，很有情趣，对他的澳大利亚妻子照顾得很好，平常都是本做饭，饭做好了以后，他的妻子凯茜（Kathie）才姗姗来迟，之后又是本去刷碗洗盘子。有一次，我看见本将猪肉切成块，然后放上盐和淀粉，我逗趣地问：“本，你是准备做中国菜吗？”
“我想学习做世界各国的菜”。本翻着一本厚厚的菜谱书。
“我认为您很擅长做饭，别研究什么物理了，开个餐馆吧，我们都到您的餐馆来就餐你就发财了。”我朝站在一旁，来自新加坡的约翰逊努努嘴。
约翰逊也打趣地说：“是啊，我还想尝尝我们印度风味的食品呐，就象您上次做的那种印度菜。”
本哈哈大笑起来，“我下次一定请你们吃饭，但我不会放弃物理，我太喜欢研究物理了”。
的确，在西方国家，真正选择纯数学、物理理论研究为其生涯的人很少，他们大都选择挣钱多的法律、商科或牙科等专业。近几十年来自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学生、学者填满了物理研究各种层次的位置，若象本这样心甘情愿奉献给这一领域的人一定是在物理领域出类拔萃、极有兴趣之辈。本的聪明劲还表现在心灵手巧，平时在家里闲不住，总要找一些事做，从制作玩具飞机到打制皮带扣，属于那种爱动手而且动手能力强的西方人。本的腰带上除了挂着他的钥匙以外还挂了一些小工具，包括一把开启瓶盖的多功能“小帮手”。有一次，看见他使用一种特殊胶水修补一只已有裂纹的瓷盘子，我感到很纳闷，因为这样有了裂纹的瓷盘子除非具有特殊意义，否则就会扔掉，再去市场购买一个新瓷盘并不很贵。
“这个瓷盘是不是具有纪念意义？”我好奇地问本。
“没什么意义，修补一下可以用得更长一点罢了。“本埋头在他的作业中。
剑桥大学卡文迪什试验室过去拥有辉煌的历史，如今也仍然拥有领先的试验设备、一流的人才。但是卡文迪什试验室也的确表现出一种衰落。个中缘由，固然有世界正在朝多极化、多样化发展，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有关。我在与卡文迪什试验室一位高级研究人员的交谈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他说，卡文迪什试验室的确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人才，但不少科学研究项目都需要大投入，有的项目对英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美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可以进行“大手笔”的投入，而且能够形成“高回报”的规模效益。
世界在日益全球化，这意外着过去的自由竞争、垄断竞争已变成多样化竞争，特别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战略来进行竞争。二十一世纪前夕，美国政府导演了一场波音飞机公司兼并正红火的麦道飞机公司的独幕剧，为的是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组建大型航空公司。这种依托国家支撑的“航空母舰”能够大容量地吸纳资金、技术、人才，并能使科学技术研究成果高效率地转化为生产力。原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解体后的各加盟共和国犹如一盘散沙，经济实力的削弱导致政治地位和科学技术研究的弱化。我在英国电视中看过一个“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的专题片。该片是由英国人导演并制作，其主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富强了，所以中国人骄傲，中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尊敬。落后的民族、落后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是不受重视，也很难有所作为。美国经济的强大不仅使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等成为美国人的经常项目，而且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文学奖等也被美国人所摘取。我非常赞成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的一个观点，他说他之所以从台湾留学美国后回到中国大陆工作是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经济的世纪，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大有可为的世纪，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就一定会要东移，移向中国。
但是，中国应当制定符合自身利益与发展要求的全球战略。中国的科学研究人才济济、成果卓著，一旦建立起人才辈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良好机制，中国成为东方的巨人、世界的中心将成为现实。到那时，会有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到中国的“卡文迪什试验室”去学习和工作，在中国的“赵州桥”上领悟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创造的奇迹，探讨“中国邮路”、“哥德巴赫猜想”等问题。



注释（Notes）：二O二O年的长镜头
本·布郎：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博士后若干年，应聘另一所知名大学物理系教授。
约翰逊：回到新加坡从事动植物学研究，成为小有名气的专家。他和凯瑟琳生活很幸福。